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强调，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这既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也为各类智库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项意见的出台，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笔者不揣冒昧，浅议一二。
一，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智库，也称作“智囊团”， 主要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
“智囊”，是现时流行的说法。历史上曾有过五花八门的叫法，如宾客、军师、谋士、参谋、顾问等，他们在古代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史书中有记载的：孙膑为齐威王设“救赵之计”、张良为汉高祖献“下邑之谋”、荀彧为魏武帝定“扼袁之策”，均为各自的元首在经国纬政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现代管理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的巨大挑战，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愈演愈烈，智囊就更为人们所重视了，并形成了智囊组织、智囊系统。作为一个群体的组织来为国家、社会、企业服务，这也就是所谓的“智库”。
很多人知道世界上智库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美国——1830个。2015年1月22日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中，综合影响力全球前150名顶级智库中，影响力前十的智库中，美国就独占6席。这也是其能在国际舞台上能够纵横捭阖、叱诧风云的智力资本之一。
相较而言，中国的智库虽然方兴未艾，暂时没有能够“睥睨天下”，却已经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在影响着国内的政府决策，其中比较常见的有：1.参与党委政府重要纲领文件的讨论和起草;2. 通过各种内参向决策者输送自己的观点;3. 通过举办各种学术会议和论坛发表观点;4. 通过媒体发布自己的观点，进而影响社会舆论，影响决策;5. 通过参与决策者的重要会议和讲课方式来影响决策。凡此种种，已使得我国的决策咨询制度初步建立和日益完善。
美中不足的是，这些在协商治理过程中举足轻重的智库，大都为官方智库，由于其身份所限，难免堕入韩非子所说“观听不参则诚不闻”的怪圈。亦即是说，他们置身于行政科层结构中，通常是过滤、排除社会中多样化的意见和诉求，而强化行政体系内部的观念和政策设想，拟定出来的政策缺乏足够的公共性。民间智库则通过整合社会各个层次、多个方位的智力资源，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自我循环的回路，将更大范围的远见卓识和普通民众的意见导入立法与决策 过程中，并将这种智力资源通过为决策者提供方案、决策等形式，转化为公共政策，实现智力、民意与政策三者的有机结合，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在第三项、第十条中明确指出政府要加大力度“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其意在推动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堪称高瞻远瞩。如此一来，便能打破陈规旧矩，让各个阶层的有识之士都能参与其中，为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谋划战略、设计制度，从而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大幅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二，以“问道于贤”的机制挖掘底层人才，开启上下流动、机会平等、能力平等的大门
自古至今，中国社会就有“问道于贤”的历史渊源。
三国时期的曹冏曾经在《六代论》中说道：“夫与民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
习近平多次强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是在贯彻“与人共治之” 的先贤理念，同时也是加大决心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体现。事实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经济建设一日千里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必然产物，在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公共政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它是吸纳社会声音和汇集人才的客观需要，是知识与政策的沟通平台，是政府公共决策的有益“伙伴”，可以为我国培育理性公民和创造良好的公民文化。
众所周知，在改革中，部门利益常常成为制约善治和牵绊人才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社会风险性增高的症结所在。如何使决策超越既得利益藩篱，以“天下为公”为取向，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而《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出台，则对于举国上下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对于政府决策层来说，此项意见有利于开辟出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自觉汇集起大量的民间智慧和民间声音，使得最后产生的政策是平衡的和全面的。其次，对于草根人才来说，此项意见为他们确立了一种“奖善罚恶、废庸立贤”的机制，使人人产生“万里觅封侯”的壮志豪情，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
三，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更趋激烈，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升文化软实力确立为国家战略，文化竞争全面升级，文化版图正在重构。近年来，我国以影视剧、图书为前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一批美轮美奂、精彩纷呈的国产影视剧在国外广为传播，“中华文化热”在国际上持续升温。但总体而言，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强，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还不相称。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就国家文化软实力阐发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中，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想是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
有鉴及此，《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着重强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必须站在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全力发挥自身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国际。
文化承载着一个国家的精神价值。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让国外民众触摸中华文化脉搏，感知当代中国发展活力，理解我们的制度理念和价值观念，应当是新一代中国特色智库的不懈追求和重要任务。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孕育着以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为基础的特有文化。有“循名责实，厚赏重罚”的法家，有“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的道家，有“仁而有序，微言大义”的儒家，有“兼爱非攻，强本节用”的墨家，有“举顺天人，避实击虚”的兵家，还有“弘思远益，应权通变”的纵横家等等。各种不同的文化流派都给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理论圭臬和精神财富。只要我们能够本着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原则加以吸收，而后面向世界，博采众长，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就一定能够实现傲视同侪的文化创新!
四，壮大主流舆论，凝聚社会共识，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反映人们对社会的价值追求，并以理想的社会规范形式存在，是社会制度得以建立和赖以存在的重要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面对当前意识形态斗争异常复杂和尖锐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国正面临着严峻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事关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和传播力量对比，为增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作为意识形态建设和斗争中坚力量的主流媒体，应主动担当和积极作为，不断增强维护和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首先要不断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把唱好和唱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旋律作为目标追求，使传达的信息能始终反映和体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旋律要求，坚持用科学思想和正确观念来引领和启迪国内受众，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旋律塑造国内受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当前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宣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国内受众的思想观念。其次，要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深刻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危机，增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再次，要积极主动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近来，有两股欧风美雨在国内舆论界甚嚣尘上，一是经济领域内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二是政治领域内的“普世价值”，即所谓的“选举授权才有政府合法性”概念。二者前期还套着“道貌岸然”的外衣，但久而久之，渐有图穷匕见之势。
先谈谈“新自由主义”，恰如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褚国飞、闫勇二位同志所言：“在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是不可偏废的两个目标，应当兼顾统筹，而不能走向其中任何一个极端。新自由主义理论固然提倡市场效率，但过度依赖市场不但不能保证公平，反而会因为在分配环节有失公平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影响再生产。科茨提出，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对市场管制的放松，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2009年时，美国最富裕的1%人口的收入占比已超过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期。如今，分配不公问题显得愈发突出，一方面，商业税和富人税被不断下调，使得富人在社会分配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过大使中产阶层与低收入阶层无力消费，从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此外，不容置喙的是，在与资方的博弈中，工人处于越来越弱势的地位。科茨说：“劳资妥协也被资本占绝对优势的新劳资关系取代。”在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完全统治了劳动。他举例说，长期稳定的工作逐渐被短期工作和兼职工作所取代;在经济发展向好、企业利润上涨的情况下，工人工资却不升反降;低收入者的收入越来越微薄，只能聊以糊口，等等。在劳资关系失衡的状况下，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固化，社会矛盾愈发突出严重。
就连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el Rodrik)也不得不承认：“新自由主义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失败，而印度和中国用自己的方法所取得的成就要好得多。”
再说所谓的“选举授权才有政府合法性”概念，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李普塞特所炮制出来的“冷战学产物”，堪称“祸盈恶稔，流毒四方”。
上个世纪60年代，选举授权的民主政治在西方国家陷入巨大的政治危机之中。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意大利恐怖主义泛滥、美国无处不在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都使得西方陷入二战之后空前的政治危机。在这种背景下，谈论西方政治的合法性理论开始流行起来。
正如乔治顿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教授查尔斯·A.库普坎在《全球化与西方民主危机》中所说的那样：“一场治理能力危机正吞噬着世界各大工业化民主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正不约而同地经历着政治衰退，这不是巧合，而皆是全球化所致。纵观整个西方开放社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选民对政府的期待与政府实际所能满足的要求之间正出现越来越大的鸿沟。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善治的需求与政府实际缩水的治理供给之间严重失调，西方世界的权力和效用岌岌可危。”
在这种大的世界政治背景下，亨廷顿鲜明地指出代议制民主理论(即选举授权)并不能回答、更不能解决现实中的种种难题，并进一步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共产主义集权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一般都可归入有效能的国家的范畴，而不属于衰微的政治体制度。”
这与法家“申商之道”中的“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实是异曲同工。
至此，我们便发现，古今中外的名流大家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政府不管是怎么产生的，能够提供公共秩序的即代表公共利益的制度化政府本身就有合法性;在发展中国家，组织政府者是政党，因此合法性来源是强大政党。选举出来的政府如果不能提供公共秩序，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而且还是不道德的，因为政府的职能就是治理，而不能履行治理职能的政府自然是不道德的。这样，合法性理论的核心依旧是“有效性政府”。
当下，中国思想界亟须“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而并非东施效颦、拾人牙慧!我想，“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招揽一批具有世界政治视野和思辨能力的贤达，以期对当今许多流行的谬误进行正本清源，从而冲破西方观念的牢笼，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国际话语体系!
